观念驱动身体。我们的身体由许多动力系统组成，这些动力系统又分别为个人的兴趣嗜好、人际关系、遗传、文化环境以及上述因素与行为的交互作用所影响。

　　我们从来不曾认真地思考过我们身体内部的这些系统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更遑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了。尽管我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探索，但很显然，女性已从文化传统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并同化了许多观念和偏见，除非女性自身能够对这些观念和偏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试图改变之，否则情况很难有所改观。

　　因此，要重新激活我们的身体智慧以及我们与生俱来的能量，首先必须澄清我们在思考、检视自身身体的方式上所受的社会影响。

　　我们的文化遗产

　　最近5000年来，西方文明一直奠基于男权神话之上。换言之，男性、父亲居于权威地位。詹米克·怀沃特曾经说：“人类的所有信念与行为均源于隐匿的神话。”如果我们认可这一命题的话，那么，显而易见，我们的文化所尊奉的神话就是“父亲统治一切”。女性对自身身体，甚至自身生理系统的观点，都受到男权规则的支配，尽管男权规则只是诸多社会组织系统之中的一个。

　　惟其如此，假如不能首先改变自己，我们就不可能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建立另外一种社会组织。我曾经无数次地在产房里看到这样的情形：刚刚分娩的产妇仅仅因为生下的不是一个男孩而歉意地看着她的丈夫，说：“亲爱的，对不起。”

　　经历了九月怀胎的辛劳以及分娩的痛苦，却仅仅因为生下的不是男孩便要自责、道歉，这实在匪夷所思。然而在第二个女儿出生时，我还是非常震惊地听到了自己向丈夫道歉的声音。

　　尽管我没有大声地说出来，但这些话语却清晰地响彻于我的脑海之中——完全是不由自主地。正是从那一刻起，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对女性的拒斥意识是多么的古老并且根深蒂固，而这种拒斥不仅来自于异性，而且也来自于女性自身。

　　我们的文化传统传输给女孩子们的信息是：她们需要为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乃至自己的性别道歉。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女性是多么频繁地在向别人道歉吗？不久前的一天，我在街上行走时，看到一个奔跑过来的男人撞到了在路边行走的一位女人身上，并且撞掉了她的挎包，然而诚惶诚恐地向对方道歉的却是那位女人。

　　在许多女性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为自己是女性而产生的歉疚感，正如安娜·威尔逊·莎弗所说：“由于生而为女人的原罪不会因工作而获得解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管你获得多少学位，也不管你获得多少奖励，你都永远不会被解救。

　　如果我们从呱呱落地之日起就必须为我们的存在而致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个社会医疗系统抑制了我们这个“第二阶层”的身体智慧。直言之，正是男性中心主义在宣扬这样一些观念：女人的身体是卑贱的，女性必须被控制。

　　我们的文化习惯于否认虽藏不露却无处不在的问题。在我的医疗实践中我第一次发现，对女性的歧视也是一种或隐或现的流行病。我还发现了女性歧视是怎样在女性身体内为这种流行病搭建舞台的。

　　请看下面一组材料：按照格劳瑞·白吉曼博士的估计，差不多38％的美国妇女在孩提时遭受过性骚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性骚扰的统计数字极不准确，大约只有20％的个案会得到有关部门的注意，因此上述比例肯定还应该更高。一个美国妇女在一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有被强奸的危险，大约50％的已婚妇女在婚后至少遭受过一次殴打。

　　李·迪克斯泰因博士的研究表明，试图自杀的黑人妇女中有二分之一，白人妇女中有四分之一是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辱骂和殴打。世界观察组织成员洛里·海斯的研究指出：世界上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女性儿童数量是男性儿童的四倍，其中的原因是食物被优先提供给了后者。

　　依照联合国妇女状况的报告，妇女负担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工作量，却只能获得全球工资的十分之一，她们所拥有的财富则少于全球财富的11％。全美大学联合会曾就性别偏见在校园里做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男生在课堂上引起老师注意的次数是女生的五倍，被老师提问的次数则是女生的八倍。

　　男权制度造成的依赖性

　　对西方文明影响深远的基督教创世学说通过夏娃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女人的身体以及女人的性欲是人类堕落的罪恶之源。千百年以来，女性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而不得不为无数的罪行承担罪责，并为此而遭受鞭打、辱骂、火柱之刑以及道义的谴责。我们似乎不应忘记，即使是在急剧变化的本世纪，女性也只是到了1920年才赢得选举权的！

　　1953年，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书中写道：“男人从上帝那里受益无穷，因为上帝认可他们写就的礼仪规范。自从男人开始了对女人的统治以来，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君临一切的上帝亲自将象征权威的祭袍穿在了男人身上。不论是对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来说，男人都是神圣权力的掌管者；正是对上帝的畏惧压抑了被蹂躏的女性的反叛冲动。”对西方社会的许多传统来说，男性即统治者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

　　当今社会的父权体制要求女性——即社会的第二阶层——要么乖乖放弃她们的希望和梦想，要么转而去迎合男性和家庭的需求。这样一种社会体制，阻碍或者否定了女性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的要求，而这势必会带给女性以情感上的巨大痛苦。

　　为了逃避这种痛苦，女性大都沉溺于物质享受，并且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享乐行为，而这又反过来使得女性自身陷入了永无止境的被指责的恶性循环之中。不管是被别人指责，还是自我指责，都是一种病态。而即使我们病了，我们还是只能求助于这样一个贬斥我们身体的男权医疗体系。

　　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没有得到妥善的治疗，或者至少没有得到男性在同样病症中所得到的治疗。正是由于医疗机构不能提供诊断与治疗，我们的病情往往日趋严重，并且产生了慢性的健康问题，这种恶性循环是当今医疗业的典型特征。而越来越多的女性则发现，试图使自己变得“像男子一样”同样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冒险。

　　安娜·威尔逊·莎弗写道：“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成为瘾品，不管它是某种特定的物质（例如酒类），还是一个过程（例如工作）。这是因为瘾品的目的或作用是在我们自身和我们对感觉的警觉之间安放一服缓冲剂。

　　瘾品使我们麻醉，使我们与所感知的事物脱离联系。”而真正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则是：当我们意识到了情感上的痛苦并试图去缓解这种痛苦时，我们能迅速地与我们的情感建立联系。感情是我们内在的引导系统。要改变现状，首要的一步就是要与我们内在的痛苦建立联系。很显然，这需要一种新的治疗态度和一种新的智慧。

　　要理解对女性来说最为重要的主要症状，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男权主义与依赖体制之间的关联。“男权”这个词，常常是被用来谴责男人的，但是很遗憾，这种谴责恰恰变成了人们维护那些对其带来了伤害的体制的行之有效的行为。

　　尽管男性和女性总在相互指责，但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整个社会都无从取得进步。我们要求取得进步，就必须将指责置于身后。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实际上都在强化着我们的依赖行为和依赖性。通过将男权制度命名为“依赖体制”，莎弗戏剧化地深化了我们对社会问题的了解。

　　她使我们看到：现行社会的运作方式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有害的，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又都不遗余力地在维系着这个制度。我非常感谢她敏锐的洞察力，正是在她的启发之下我才写出了这本书。

　　将男权制度称作“依赖体制”同时指出这种体制伤害男性与女性的不同方法，这无疑是在强调女权主义的重要意义及其光明前景。莎弗的这些分析对医疗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我本人真正接纳这些思想是在退休以后。

　　在《威廉姆斯妇科学》这本权威著作的1980年版的索引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条目：“《男权主义》，男性，内容丰富，1~1102页。”“1～1102”指的是全书的篇幅。究竟是哪个匿名的编辑或编者插入了这样一个建议性的条目呢？我们也许永远不得而知。

　　我非常赞同索妮亚·约翰逊对女权主义的定义，因为其中包括了发展的思想：“女权主义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思想。在古代文化和哲学的深层，是一种贴着‘女性’标签的男权制，因为这对整个人类来说是必要的。女权主义和男权主义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女权主义倡导普遍平等，非暴力地解决问题，与自然的和谐，等等。”

　　【本文节选自《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智慧》，作者：克里斯蒂安·诺斯鲁普，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